学术观点 | 《新华文摘》万字摘登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会友辅仁翻译学通讯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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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武教授

朱振武，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负责人，国家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和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与问题”首席专家；（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针对国内外的非洲文学研究，提出“三大流散”理论和“非洲性”理论，非洲文学学的创立者；针对国内外的外国文学研究，提出“非主流文学”理论，针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提出“相似性”理论，针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出“归异平衡”理论，主要从事翻译学、英语文学文化、中外小说美学比较和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近年主要研究非洲文学文化和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获《新华文摘》近万字转载

《新华文摘》近万字转载

朱振武、李丹的《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三万字长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顶刊），2022年第8期，第163-184+208页，英文版“The Africanness of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New Patterns in Human Civilization”（《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刊载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22年第43卷第3期（pp. 113-127）。该文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长篇摘登和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本文转载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3期

“对于非洲写作而言，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10月7日，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七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并引发是年的非洲文学获奖热潮。2021年由此被称作“非洲文学年”。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年的文学奖项为何如此青睐非洲作家?这些作品的独特魅力、过人之处和文化意义究竟何在?100多位非洲知名作家为何异口同声地说获奖是整个非洲的荣耀?这些作品打动世界读者、使非洲成为时代共鸣音的要素和内涵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一个词能够提纲挈领，对上述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回答，就是还不太为学界所熟悉的“非洲性”(Africanness) 。非洲性，指的是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质。非洲文学的非洲性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共同体认同的书写表征。非洲性并非固有概念，而是“各种文化符号和历史经验的产物，且在不断变化中”。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集中展现了非洲性在当代非洲书写中的多样文化内涵，即具有去殖民性、流散性和混杂性的对话意识。去殖民性源于其历史根基，指的是非洲作家承继文化传统，不忘殖民历史，打破西方话语桎梏，在去殖民过程中还原非洲本来面貌的历时性沉思；流散性源于现实语境，指的是非洲作家立足非洲现实，弘扬民族精神，胸怀家国天下，呼唤世界意识，在流散书写中星现非洲文化多样性的共时性展望；混杂性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对话，指的是非洲文学的包容性、丰富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及与其他地区文学在历时和共时维度上的互动张力和对话意愿。去殖民性、流散性、混杂性的交融和互动使非洲文学和其他非主流文学得以跨越时代隔阂、地域差异和种族嫌隙，进而实现真正的文明多样性成为可能，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摒弃成见和偏见、尊重彼此、尊重差异、共生共栖、一起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发展与繁荣成为可能。

一、非洲文学的历史根基与去殖民性

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是一场西方文化界发起的非洲文学庆典，但也是非洲文学自身魅力与繁荣的集中体现，折射出其百年发展历程及深厚历史渊源，是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与历史脉搏合拍后的回响。非洲文学大致可分为欧洲语文学和本土语文学两类。非洲文学，特别是欧洲语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本就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呈现出与西方殖民统治紧密相连的本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等特色。然而，正如“非洲人这一特定身份是欧洲人凝视的产物”，具有诸多表征的非洲性最初也不过是西方殖民者“为宣传之便，为被殖民地对象的政治身份而打造的单一静态的‘非洲’符号”,甚至受殖民历史影响固化为本质性的文化概念。因而非洲作家往往会通过回望殖民历史来呈现当代非洲文化的复杂生成过程，在去殖民的文化重建中打破西方的单一想象，并在主体自我重构中不断深化非洲性的文学内涵。

对于非洲作家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认为应该算是英国移民文学繁盛的象征，因为他和约瑟夫·康拉德、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以及石黑一雄这几位英国移民作家一样，都“曾经生活在‘帝国’的边缘，爱上英国文学并成为当代英语文学多样性的杰出代表”。也有人认为古尔纳从小受英式教育，弱冠之年便离开刚刚建国的坦桑尼亚，后在英国定居，算不得非洲作家。然而，非洲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同西方殖民历史紧密相连，非洲文化也因殖民活动而散播世界各地。移民散居早已因奴隶贸易、留学报国和政治避难等历史因素成为非洲文学的重要题材。以何种语言写作、在哪里写作，都不是评判非洲文学的核心标准。重要的是，作品中是否具有非洲性，是否有重塑这一历史文化概念的革新精神。

非洲文学是因历史偏见而“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山中之花”，有今日成就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发展，并在殖民、反殖民和去殖民书写中演化出非洲性这一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和文化纽带。在谈到2021年非洲文学的胜利时，享有非洲英语短篇小说界最高荣誉的凯恩非洲文学奖的现任评审主席艾拉 ·瓦卡塔玛认为，这是非洲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这一时刻的到来并非突然，因为之前有许多工作为此打开了空间”。不可否认，西方殖民在非洲留下的语言遗产和历史问题推动了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在西方殖民统治之前，非洲文学的形式主要是口耳相传。殖民入侵为非洲带来欧洲语言，而传教士为传教之便借欧洲语言为非洲本土语言创造了书写形式，最终促进了非洲书面文学的诞生。非洲虽先后遭受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殖民，但以英、法、葡三国殖民范围最广、影响最深，因而非洲各国独立后，大都以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为官方用语或通用语。其中英语和法语用语国家各有25个，葡语国家有5个。受官方语言教育影响，非洲国家的欧洲语文学创作也兴旺繁盛起来。非洲的欧洲语文学虽是殖民历史的遗留产物，却也因殖民语言的传播优势打破了非洲部族之间的文化藩篱，促进了民族文学的生成。非洲本土语文学，如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豪萨语文学，虽曾因西方殖民统治而受到书写方式拉丁化和西方文类引入等方式的强加“改造”，但也一直“在与外来文化力量的斡旋中以推广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为己任”，形成了现代本土语民族文学。最初由西方叙事所构想的非洲性，也在生成非洲民族文学的反殖民历史书写中，通过“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中心主义”等解放话语的不断深化，演变为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成为非洲解放运动的思想利器。此后，非洲文学因非洲各国独立之后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而发展出多种文学主题，而非洲性亦在去殖民的历史转向中，成为“非洲流散者”和“黑色大西洋”等非洲领域或区域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标识，并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流散特质，即一种生成于外部世界与非洲本土之间的异质文化张力。

当下非洲性的流散特质是西方殖民历史引发的重要文化表征，也是非洲对抗西方“东方主义”的主体自我重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是对“他者”的异化建构，常常会将他国文化单一化、片面化和野蛮化，难免会产生“教师爷”般的说教并扭曲历史的原貌。在2021年12月7日的诺贝尔获奖受奖演说中，古尔纳提到，不少评论家和学者对非洲其实并不感兴趣，只是想和自己的世界观达成一致，需要一个熟悉的叙述话语。因而“我们的历史是片面的，对许多残酷的事情都保持了沉默……没有清楚或足够深入地看清殖民遭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腐败和暴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正是对这种单一非洲论和片面历史观的回应与反拨。无论是古尔纳“记忆中的故乡”、布克奖获得者加格特小说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还是卡蒙斯奖获得者希吉娅尼作品中的“莫桑比克内战”,抑或是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得者布巴卡尔·迪奥普小说中的“卢旺达大屠杀”,都在试图以文学想象对当今非洲问题进行历史溯源。这些追问都离不开非洲对西方的回望与凝视，是对非洲和西方之间复杂历史文化关系的探讨。以非洲主体视角对西方殖民历史进行回望与重构，是非洲去殖民过程的必经之路。只有不断书写历史，才能重新发现历史，并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

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他“揭露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和大陆夹缝中求生的难民的命运”，而这正源于他对非洲性历史演变的深刻洞察。“揭露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是通过回望历史来实现去殖民，而“难民”背后则隐喻了近代非洲从殖民到移民的百年变迁，是当代非洲性的具象化体现。

古尔纳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都深受殖民主义影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移民经历、身份困境、文化归属、记忆创伤和家园寻找等流散症候成为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古尔纳创作的10部长篇小说几乎都与移民相关，特别是前三部小说探讨的都是非洲人移民英国的心灵困境。从第四部小说《天堂》 (1994)起，古尔纳的后殖民视野开始从个人角度延展到历史维度，并形成一系列“记忆中的故乡”的非洲历史书写。

古尔纳对故乡的追忆，也是对非洲百年近代史的重新解读，揭示了非洲性的复杂历史演变。记忆中的桑吉巴尔是古尔纳文学创作的永恒立足点，桑吉巴尔虽只是东非小岛，却是印度洋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是亚洲、非洲和欧洲相互往来的交通要塞。岛上居民多为班图黑人，与早期移民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混居并逐渐融合，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并发展出东非独有的语言——斯瓦希里语。桑吉巴尔在19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1963年宣布独立，之后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里就是非洲大陆的缩影，混合了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种文化，因英国的间接殖民统治而出现种族划分和种族矛盾，后在反殖民的革命斗争中引入泛非主义、非洲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多种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桑吉巴尔汇聚诸多非洲特质为一身，具有显著的混合性、殖民性、革命性和流散性。古尔纳在其第五部小说《绝妙的静默》(1996) 中，曾描述过这种复杂的非洲性：我们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是谦逊温和的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罗人：我们毗邻而居，争吵不休，间或通婚。文明开化，那就是我们。我们喜欢被如此描绘，我们也如此描绘自己。实际上，我们并非那样的我们，我们身处各自的庭院，封闭在我们历史的贫民窟中，一边自我宽恕，一边又因不容异己、种族主义和憎恨而愤愤不平。

这种多民族“毗邻而居，争吵不休” 的状况并非桑吉巴尔所独有，而是非洲各国的普遍状况，也是西方殖民遗留的历史问题。西方殖民者为方便统治，不顾民族文化差异，人为划分疆域边界，将不同部族拆分或合并，挑起部族冲突，还制造种族观念，引发种族矛盾和种族问题。非洲各国独立之后的内战暴动，几乎都是由殖民统治埋下的民族矛盾或种族问题造成的，如苏丹内战、尼日利亚内战、莫桑比克内战、肯尼亚的 “茅茅运动”、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冲突、卢旺达大屠杀，还有南非的沙佩维尔惨案和索韦托起义等。这些因西方殖民而造成的国家灾难和民族创痛，成为非洲各国文学中不断出现的书写主题。

“难民”亦是西方殖民遗留的当代移民症候。如果说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殖民是出于经济政治利益掠夺而产生的移民，那么当前涌向欧洲的非洲难民则可视作掠夺之后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灾难所引发的反向移民。

非洲文学因移民者的时代、身份和方式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派别的流散写作，有早期移居非洲的欧洲殖民者的定居者写作，如1806年英国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翰 · 巴罗的《南非内陆游记》；有因奴隶贸易而流散至他国的奴隶叙事，如曾被贩卖为奴的奥劳达 ·伊奎亚诺于1789年出版的《奥劳达·伊奎亚诺的生活趣事记闻》；有民族解放时期留学西方的归国青年文学，如 1956年南非作家彼得 ·亚伯拉罕斯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1960年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再也不得安宁》和1965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诠释者》；还有当代散居全球都市的非裔都市写作，如 2013年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的《美国佬》和2013年津巴布韦作家诺维奥莱特·布拉瓦约的《我们需要新名字》。但不论何种流派，这些作家无不是在运用另一只文化之眼来审视非洲，而非洲性也在文化家园的探寻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历史含义，成为因殖民历史而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的精神纽带。

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深受西方殖民历史影响，而非洲作家也一直力图在去殖民历史写作中重塑非洲形象。正是这种共同的殖民历史经历，使非洲性这一具有共同体意识的跨国界、跨区域、跨部族和跨民族的文化概念成为可能。非洲文学中有不少以某个指代不明或是虚构的非洲国家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如亚伯拉罕斯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戈迪默的《贵客》和阿契贝的《荒原蚁丘》等。这种创作手法的由来，是因为非洲各国 “虽然有着巨大差异，但组成它的国家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这种殖民历史的相似性又促成了“对基本种族身份和团结的认可，即一种内在的‘非洲性’”。同样，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也因殖民历史影响和居住国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具有某种相似性，并由此进一步丰富了非洲性的内涵，使其成为联结非洲大陆和非洲流散文化的桥梁。古尔纳等当代非洲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问题，不仅仅是以共有经历来对抗殖民历史，更是意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亦是如此，虽脱胎于西方殖民历史，但却更加面向未来，在历史书写中不断自我革新，成为新时代非洲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二、非洲文学的现实语境与流散性

2021年获奖的非洲作家，不论身处非洲还是客居他国，都热衷于探讨种族歧视、身份认同、家园归属和文化冲突等流散话题。事实上，这种关注异质文化张力的流散特质，一直是非洲文学潜在的重要属性，也是非洲性最为突出的当代表征。这不仅仅是西方殖民遗留的文化症候，更是非洲去殖民书写的现实诉求。去殖民并不是一个随着殖民地解放而结束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持续的人道主义工程和世界性政治议题，其最终目标是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寻求对人的解放。所以说，非洲文学的去殖民历史书写，会天然地呈现出融本土情怀和世界意识为一体的流散特质。

非洲文学的流散性，并非只是传统意义上因地理位置徙移而产生的异质文化张力，而是具有多种特殊样态。除了移居他国的“异邦流散”，还存在非洲原住民的“本土流散”和白人移民后代的“殖民流散”,以及在他国和祖国之间频繁往返居住的“异邦本土流散”。但不论何种流散书写，都以富有非洲本土特色的语言艺术、关心社会时政的家国情怀叙事和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问题为探讨旨归，呈现出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人的解放的多元化书写，从而丰富了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样化存在。

非洲文学用语徘徊于欧洲语言和本土语之间的流散特征，是非洲文化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典型语言表征。非洲文学究竟该以何种语言写成，是否该用欧洲语言即殖民者的语言进行创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是非洲作家争论的焦点。

以本土化的非洲经验和表达方式来改造欧洲用语并将它化用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新型语言，是许多非洲欧洲语作家的创作特色。虽然这些作家因殖民流散、异邦流散、本土流散和异邦本土流散而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但都试图以各自的非洲经验来进行语言革新。

作为白人移民后裔的南非作家戈迪默，因其殖民流散属性，在早期文学创作中倾向于在英语传统下以规范英语进行写作。在其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她发现自己之前的创作有种“不恰当的外来引人态度”，无法恰如其分地传达南非经验，于是她开始寻求各种方法来打破英国文学传统，表达南非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戈迪默开始以糅合了阿非利卡语(Afrikaans)和祖鲁语(Zulu)等本土化表达的南非英语进行文学创作，认为非洲文学的核心在于写作过程中的“非洲中心意识”，因此“非洲写作是非洲人自己以任何语言进行的写作，也是与非洲人有着共同非洲经验的其他人的写作，无论其肤色如何，只要其心理与精神是由非洲而非世界别处塑造而成”。和戈迪默一样，南非作家库切和加格特虽然都有着殖民流散者的深刻烙印，但一直在用南非英语和南非经验来打破英国文学或西方文学传统的束缚。

身为异邦流散者，古尔纳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未采用标准英语，而是混杂了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多种东非本土语言的移民英语。古尔纳有着非常明确的语言改造意识，关注非洲经验对殖民语言的本土化改造：“本地人使用英语，不仅没有产生依赖性，反倒取代了后殖民主体与殖民语言和殖民文化的关系，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本地人叙述的内容将会挑战帝国主义叙事，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颠覆和抵制欧洲扭曲的话语。”因此，尽管客居他乡多年，古尔纳依然在记忆中的故乡实践着语言层面的去殖民进程。

莫桑比克葡语作家希吉娅尼是非洲本土流散的典型代表，其创作体现了本土作家在世界性语言和本土化表达之间的摇摆摸索过程，具有浓厚的本土风情，不仅夹杂班图语和莫桑比克方言，还采用非洲口述传统的叙事方式。她曾表示：我不想用葡语创作，也不想成为葡语作家，我只是想成为用葡语进行创作的非洲作家。在成为非洲葡语作家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无法将某些事情以自身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因此必须重新改造语言。

不论以何种语言进行写作，非洲文学的非洲性对“人的解放”的去殖民需求，使得现代非洲叙事不同于西方囿于内部世界的个人书写，而是具有强烈的外部世界参与感和社会变革意识。

相较于西方作家过于关注个人自我的内心故事，非洲作家更喜欢讲述关乎时代命运、具有家国情怀的外部故事。非洲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意在反映生活，更期望以文学创作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参与政治文化建设。在阿契贝看来，艺术和教育都是文学的重要属性，作家不能因为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而 “逃避本应履行的再教育和精神再生的职责”。同样，索因卡也非常注重作家在社会中的文化自省功能，认为“如果作家不能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挥良心的功用，他就必须意识到他的选择，要么是在完全否认自己，要么是在倒退，变成编年史家或是验尸外科医生”。

2021年布克奖得主加格特虽然声称“小说是一种记录方式，而非变革媒介”，但事实上他的小说《承诺》(2021)关注了南非由来已久的土地归属问题，并通过故事情节的演绎暗示了社会改革方向。因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而产生的土地问题，一直是南非政治的核心话题，并进入南非文学形成独特的“农场小说”写作传统。除了《承诺》，另外三部曾获布克奖的南非小说戈迪默的《自然资源保护者》以及库切的《迈克尔 ·K的生活和时代》和《耻》 ——都是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农场小说”。在《自然资源保护者》中，戈迪默通过一具黑人尸体在白人农场的显现和埋葬，暗示了黑人对土地的天然所有权；《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通过有色人迈克尔·K返回母亲出生农场途中的种种磨难，揭示了种族隔离时期非白人争取土地权利的艰难历程；而在《耻》中，阿非利卡女农场主露茜嫁给了黑人雇工并将农场交其打理，以归还土地的形式完成了白人对耻辱的种族隔离历史的忏悔。

非洲作家关心当下时事政治，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一方面是对反殖民解放斗争时期革命文学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是非洲本土哲学思想中人性认识论的反映。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普遍信仰一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思想，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乌班图” (Ubuntu)。乌班图是祖鲁语，意思是“一个人只有通过他人才能成为人”，即人性的本质在于通过他人来达到自我完善。这种强调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集体观念使得非洲作家特别注重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非洲作家的流散特质和乌班图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其本土化叙事具世界意识。当代非洲作家作品主题有不少与全球性社会问题相呼应。一些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全球性问题似乎都能在非洲找到回应，“因为今天非洲的情况和全世界都一样；这不是个别人类失败的悲剧，而恰恰是人性的崩塌”。

三、非洲文学的内在对话与混杂性

非洲文学是非洲各国文学的有机集合体，并因其共同体意识而具有天然的内在对话机制和文化多样性。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非洲文坛一片欢呼，上百位非洲作家随即纷纷向其致贺。这些贺词齐声同赞，虽都将其视为共同的非洲荣耀，但又从各自国家、民族、性别、语言和文化等不同视域展望了非洲文学的未来，体现出非洲文学的多样性，是非洲性和而不同的体现。然而，这种多样性并非只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民族文化差异，也是非洲去殖民诉求的必然结果。许多非洲学者“呼吁要更为积极地表达‘非洲性’这一面向未来的理念，这就要求‘非洲性’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异质性，从而揭穿种族理论和文化同质性理论”，让西方话语构建出的单数非洲文学还原为本真的复数非洲文学。

非洲文学的文化混杂性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对话，是去殖民性的“和”与流散性的“不同”的对话结果。去殖民性的“和”是基于非洲人的共同愿景，源于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的集体诉求；流散性的“不同”是对西方凝视下的单一叙事的解构，是对非洲这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14亿人口的大陆上的不同个体、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处境的多样化呈现。正如尼日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格博所言，“现代非洲人已不完全是本土文化的产物。现代非洲诗人试图表达的现代情感本质上是很复杂的，是一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有些是本土的，有些是外来的，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现代的”。这种对人的本性的复归需求，使非洲文学在各国民族文学的本土化进程中实践着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文化价值观，并由此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样态。

非洲文学因文化混杂的世界文学属性而具有与其他国家文学文化对话的天然优势，但也因此时刻处于一种在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摇摆的诗性正和博弈状态。非洲与西方的文学对话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各异，呈现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文明互动发展态势。这种文学对话博弈可以从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和古尔纳等非洲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获奖理由和授奖词中略见端倪，也可从非洲文学的百年获奖历程中窥见其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诗性正和博弈为非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使其在世界各国文学文化的交流互动中，让原本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走向逐渐多样性的世界文学，进而走向真正的文明互鉴。

本文在其他期刊上的刊载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其他期刊文摘转载情况

（左为当期封面，右为目录页）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1期，第59—60页）

《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1期，第63—65页，5000多字）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期刊》

（2022年第6期，第98—99页，6000多字）

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

（2023年第1期，第96—109页，全文）

本文来源：《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会友辅仁等媒体